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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 | 刘齐:童言有忌:民国时期童谣教育价值的重塑

发布时间:2019-12-18 08:58:47| 发布者:  | 浏览次数:


2019年11月20日下午2点,第27期“国故新知”学术讲座在威尼斯406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童言有忌——民国时期童谣教育价值的重塑”。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刘齐老师主讲,夏增民老师主持,本所雷家宏老师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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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刘齐老师就童谣的形式流传及其在我国悠久的教育传统进行了详细先容。近三千年来,许多童谣得以保存,也不断有新的童谣涌现。但相较于西方学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意识到了中国童谣的历史价值,中国学者则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重视童谣,并由此掀起了对包括童谣在内歌谣研究的高潮。然而,到了五四后期,学界对于童谣,特别是民国以来的童谣研究渐少,多为一些辑录汇编。而事实上,这些童谣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儿童的教育尤为重要。随着童谣教育功能的不断扩大,童谣与“儿童本位”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一、民国时期童谣教育价值的彰显


童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构成了其在年幼儿童语言习得、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的重要价值。另外,它能以简明的话语,讲明日常所见所闻,向儿童灌输一些具有强制意义的“礼”,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儿童的早期教育。因此,不少童蒙作品,如宋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与童谣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成为中国古代儿童幼时生活的精神给养。明代王阳明更是重视儿童“歌诗”的训练,明确指出包括童谣在内的“歌诗”包含着“古人立教之意”。其后,吕得胜纂《小儿语》,其子吕坤编《演小儿语》,不仅收录了当时流传的一些童谣,更是在序跋之中提出了童谣的理论问题。


童谣的教育价值虽已引起古代一些学者的注意,但并没有完全将童谣的教育功能凸显出来,民间也继续以此作为“蒙以养正”的基本方式。直到鸦片战争后,国事艰难,梁启超在对古今中外励志图新的方式进行分析比较后,再一次发现了童谣这种形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意义,并建议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生物物理等皆编为“歌诀”。


但由于近世学风沉沦,儿童将所学到的一点名目就编成了起哄嬉闹的童谣。这些童谣缺少了教育意义,仅被作为儿童的玩闹之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童谣的教育意义开始受到重视,并进行了重新塑造。周作人就主张将歌谣游戏作为幼稚教育之主课,歌谣内容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为上乘。由此,童谣作为中国教育传统的延续,其教育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被不断强化,特别到了晚近时期,童谣的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


除此之外,西方教育理论也给予了国人极大的启发,进一步加强了对童谣教育意义重要性的认识。无论是早期以日本为中介引进和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刊物,还是后来以西欧、美国为导向宣扬“儿童本位”的教育理论,再到最后的以俄为师,强调“儿童文学”的重要意义,用童谣诗歌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是一条始终不变的要求。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国人思想解放和西方理论的冲击使得几千年来“父为子纲”的观念开始动摇,一批关注儿童成长的理论家、作家、教育家开始对儿童传统读物进行重新思考。通过重新翻译外国儿童著作,发起“歌谣运动”,全面整理童谣材料,撰写研究童谣的文章,让国人看到了童谣这个我国自古就有的未受重视的学问宝库。


二、教育学人对童谣教育

  价值的重塑与示范


五四新学问运动以后,教育学人提出儿歌既要适本国国情也要坚持“儿童本位”的创作原则。陶行知创作的《儿童工歌》便改变了过去儿童“被教育”、“被思考”、“被生活”的现象,转向了具有自我意识、理想抱负和自主人格的“新教育”,其之后的创作,如《三代》和《手脑相长歌》也凸显了其强调“知行合一”的新教育理念。邰爽秋则将童谣贯穿到了儿童活动的方方面面,且结合本土国情,重视对儿童生产劳动进行教育,如《水牛》和《种稻》两首童谣便讲述了水牛犁地和稻作生长的民间生活常识,也由此体现出“生活即教育”的意涵。与此同时,叶圣陶、鲁迅等一大批学问学人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包括童谣在内的儿童文学创作之中。


民国时期的童谣在五四新学问运动的影响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旧传统中注入新思想,在新格式中保持旧风格,亦诗亦歌亦谣。首先,教育学人为使童谣易于儿童接受,一改童谣注重字句韵律和用典的传统,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其教育真谛、教育信念、教育智慧。其次,“诗歌革命”的兴起也给了童谣创作以创作形式的借鉴,使得新童谣既继承了传统童谣的声律特征,又纳入了现代新诗的特点。此外,一些教育学人还主动将童谣的创作与乡间俚调或已广为人知的歌曲套用相配,使之在优美动听的旋律之中,更加活泼,易于接受。更有一些学者前瞻性地提出了要培养儿童文学的师资力量,从而创作出更优秀、更丰富的儿童读物。


三、民国时期的新童谣


随着童谣教育价值的不断彰显,特别是经过教育学人的大声疾呼,具有民国时代特征的新童谣不断创作出来,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教授基本学问常识、道德行为训练、阐述简单社会生活三方面,但也因时而异,与时俱进。比如在新生活运动时期,童谣也成为普及“国民道德”和“国民常识”,从幼小年岁就革除陋习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外,民国时期新童谣的另一鲜明特点是教会创作《主爱歌》等童谣,给成长在教堂里的儿童或布道时使用。


民国时期的学者为使童谣传之久远,播而广之,进行了大量采集、整理和创作童谣的工作。这些童谣与传统童谣相比,内容上教育因素更加浓郁,语言上多了些雅乐正音,少了些儿童的牙牙学语。但由于童谣面向全国儿童,整齐划一的语音便少了乡土气息和地道的韵味。


在教育学人的创作和书写中,民国时期的童谣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推广的形式,而且这些童谣并不产生在对儿童的教育意识里,而是产生在教育学人追寻自我的儿童梦的内在需求中。因此,民国时期的童谣是否只是教育儿童的童谣?当童谣的教育功能被放大时,儿童传唱童谣的意义究竟有多少?这些问题依旧值得深思。


而后,刘齐老师就到场学生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耐心的回应和解答,深入浅出,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深入、精彩的交流讨论,此次学术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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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刘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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