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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 | “信息化时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坊

发布时间:2020-01-01 09:54:33| 发布者:  | 浏览次数:

2019年12月28日,“信息化时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坊在威尼斯人官网举办,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历史研究,历史地理信息化,历史GIS以及数字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

在讨论的开始,威尼斯人官网夏增民首先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复述了举办此次工作坊的目的。他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现形式,也提升了历史学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过分地强调技术甚至炫耀技术而忽视了历史学传统研究范式和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就历史学而言,技术介入人文研究所产生的形式化语言不应该取代传统的形象化语言,再如历史学研究不能抛开历史观而只谈“技术”方法,等。另外,“数字人文”是一种技术、方法,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抑或是一个学科;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概念到底为何,相关的理论研究如何突破;目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员如何掌握新技术,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如何提升;这些都需要通过认真、扎实的个案研究,不断进行学术积累才能给出答案。总之,在信息化时代如何推动历史地理学研究是一个值得交流的问题,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合作,齐心协力提高学术增量。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赵耀龙以藏传佛教寺院研究为例,提出了现时代大家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地理信息的问题。赵耀龙指出,历史GIS的运用应该致力于通过改进的理论、方法、技术和数据促进大家对历史地理过程和空间关系的理解。由于历史资料的不确定性,他认为与现代地理信息相比,数据的获取是历史GIS实践中最大的问题。赵耀龙的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是以数据采集和数据库建设为基础,通过整理历史文献、实地考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技术等途径,构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寺院时空分布及演化机制。赵耀龙认为历史地理信息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信息,属于地理信息范畴,针对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需要形成一套历史地理信息采集、储存、分析、可视化表达的技术和思想体系。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胡迪利用《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构建了1910—1912年官员的任职时空轨迹和任职时空轨迹相似度计算模型,以期通过基于高质量数据库的量化分析推动清代官僚结构、政治运行、社会变动等问题的研究。为构建官员任职的时空轨迹,他引入时间地理学中时空路径的概念,将官员的任职经历视为由时空路径组成的轨迹,在时空三维空间中查看和分析官员任职的空间位置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在构建官员任职时空轨迹相似度计算模型时,胡迪综合考虑官员任职时空轨迹中时间维和空间维的特点,并且考虑官员任职地点与时间的重合程度。他通自己的研究强调,GIS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提高历史GIS的研究水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大数据研究院的翁子扬则讨论了“时空数据介入下的山水画空间”等相关问题。他提出,将艺术品图像当作文献研究的对象时,必须跳离出艺术表现研究的范畴,糅合跨学科领域的视角,运用现代技术,深入挖掘图形图像中的信息数据。他以《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古画为对象,利用GIS与数据源进行对比观察,解读其透视角度、现实原型等图像信息,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翁子扬认为,新时代的信息技术能够为解读艺术图像中所蕴涵的社会环境、人物轨迹和生活趣味等人文信息提供很大帮助。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哲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GIS路径初探”为题,通过中国旧海关数据、近代邮政舆图数据和对近代城市经济数据的整理、可视化和GIS化,重建了近代中国的邮政空间。他从宏观、中观的尺度观察了邮政聚集分布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又从微观尺度观察了邮政与基层市场的空间重合,进而提出,邮政空间是一个极佳的“近代化”发展水平的外在表征指标。最后,王哲还指出,目前历史地理GIS数据库的建设目的还在于解决某一学术问题,在以后的数据库建设中,应该有为学术界提供公共品的意识,为此,他先容了自己团队正积极推进的“中国近代交通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愿景、基层数据、工作流程和未来应用。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数字人文”工作室的潘威从历史地理信息化定义出发,认为当下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有系统平台、数据生产、历史场景重建和辅助分析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信息化手段的使用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河流、地貌和动物分布的研究中。以往的历史自然地理中,河流、地貌的研究资料数量庞大,但来源也单一。要解决这样的海量数据和数据来源单一问题,必须依靠新技术,目前,GIS、数据库技术、“数字人文”和多种统计学方法已经成为了环境过程重建中最主要的辅助方法与分析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必定会进一步提高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水平,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历史地理信息化也将迎来2.0进代,潘威进而指出,在历史地理信息化2.0时代,建立符合个性化需求的模块化历史地理信息平台,需要重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人应该被置于首位。另外,环境与社会经济的长期关系也非常重要,作为历史地理工编辑,需要用更多鲜活事例反思以往的“对曲线”模式。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与会学者表示,当下很多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开始利用数据来开拓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没有使生产数据的学科增多,因此能够生产数据的历史地理学在目前就具有了很大的学科优势。当然,在另一方面,历史地理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以后,如何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公共平台和协调机制也是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赵耀龙尤其谈到,历史地理信息研究的特殊性,要求历史GIS学者要以学者的社会责任为目标追求,开阔胸怀,扩大视野,互相支撑,摈弃学科界限思维,加强研究合作和数据共享,共同在学界多发声。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毋有江、华中师范大学郭涛两位老师以及包括本校在内的武汉地区各高校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讨论。


文字 | 王柳青 陈慧 刘雨洁

图片 | 刘雨洁

编辑 | 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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